艰难的一生5•挨饿
作者：连传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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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的上半年，可以说是我学生时代家庭生活中最快活的一季，因为一下子就去掉了我的两个“职业”，一是捡破布，二是编草包。因为草品厂再只打绳子，不做草包。
另外，家中住上了一个班的解放军。左港凡是有堂屋的家（地富家中不住）都住上了解放军，我家中住的是一个通讯班。
家里住上了解放军，我们全家都很高兴，认为从此就跟贫下中农一样的地位了。
杨家大塆住的是团部，周围能通汽车的塆子都住满了解放军。团部除了天气不好外，每个星期有雷打不动的电影，军人坐在中间的地上，外围是坐凳子的人，再外围是站在地上的人，再外围是站在凳子上的人。每次放的几乎都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斗故事片。
星期天有电影看，每天过日子有这么个盼头，人也精神多了。我做事更勤快，目的是想让母亲高兴，把看电影那天的晚饭做早一点，好背凳子去电影场为大人抢座位。
平时的晚上，我还可以看解放军擦枪，看他们弄无线电发报机，还可以看《解放军报》。
我家中的新兵却不让我看，他们把凡是有字的都当作秘密，不让我看。我就跑到我舅舅家拿曹排长的看，他不但不保密，还拿《解方军报》上的字考我。
一次我去看报，他叫我在报子边上写“中南军区”四字，我将“南”字里面多写了一横，还是曹排长帮我纠正的。
部队临走前，曹排长给了我一本《断臂说书》，书中有插图，好看又好懂。这是我在看小人书的年龄段，第一次看小说，第一次接受别人赠送的小说。
1957年下半年，郑老师悄悄来我家走访，说这孩子就是爱学他教的语文，算术成绩不太好，再是六年级了，明年下半年就要读中学，恐怕考不上。
郑老师是同情我，才上我的家门，但又理解我的家庭困境，下面的话他没说就走了。
郑老师同情我，除了他也是成分不好外，还有一个黄泥巴缘份。郑老师还会画画。左港的豆腐店有七家，因此养的小毛驴很多，他总是在毛驴旁写生：拉磨的、吃草的、睡下的、驴背坐小孩的。美术课上，郑老师几下几下就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小毛驴。
有一次，郑老师画了一只虎贴在黑板上，放在学校的食堂门口，外面来吃野食的狗真的不敢进门去；做泥塑，更是郑老师的拿手活。遇上郑老师做塑像，我就帮他和泥巴、捶泥巴。
他常向我问这问那，慢慢就了解了我的身世，除了郑老师，我跟母亲也没谈得那么亲近，对别人，我更缄口不谈家中的事。
幺幺出了枪毙人事件的那学期末，郑老师在我的成绩单上写的“大丈夫能伸能屈”这句话，越到以后我越明白。
读书时不知面对了多少老师写的评语，但我只记得这一句。一个老师对他的默默忍受的学生将心比心的同情，都包含在这句话之中啊！
郑老师来走访，当着我母亲面虽话说得含蓄，但母亲还是懂了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，当我又拿起篮子出门的时候，母亲却不让我去捡破布，叫我在家中学习，不想学习就随便做点什么。
当然，除了是郑老师的走访外，母亲也顾点儿解放军的面子。
1957年下半年解放军调走了，电影也看不成了。
可天天晚上有会开，说是向党提意见，叫什么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，腊狗哥这年生的个儿子，也取名叫“辩鸣”，后来读书时写成了陈便民。
有些开会的内容我听得懂了。印象中社员群众都可以畅所欲言，绝不是由干部说，社员听。谁提的意见，一边还有工作组的干部做记录，有的意见当时就引起激烈争论。
文牌生产队一个四十多岁的社员说的“旧社会我穷怨我，新社会我穷怨谁？”这句话，曾在整个新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大会小会为这句话辩论了好几天。
此人叫文志旺，是一个十足的贫雇农。工作队要处分文志旺，但处分不能由工作队说了算，否则，你叫群众提意见，又反过来整人，那还有谁敢提呢？于是又交给社员大会讨论。后来，还是没有处分。（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又重提这句话，差点把他整得自尽。）
每晚的开会，汽灯点得如同白昼，我们小学生，无权发言，看热闹而已。开会我不关心，我关心的是我家养的一头猪。
冯超雄社长上北京，毛主席接见他，是他带头走合作化道路有功，朱总司令接见他，是他因饲养牲猪有功。那时，合作社里强制每家每户必须喂猪，至少喂一头。
我家养猪带来的麻烦还是我，中午雷打不动弄一篮子猪草回。猪草几乎被人铲尽了，很多壮劳力到后湖去捞野菱角菜，晒干了再挑回合作社里的养猪场喂猪。
一次星期天，我去后湖挑菱角菜，由于没经验，不听劝阻，想多挑点回，结果越走担子越压死人，只得沿路扔了一半，几乎累趴了。
喂猪的野菜被人们弄得差不多了，就去摘扣树叶子。听说桥咀的扣树叶子多，我邀上了同塆同班同学姜汉权、姜才武，一人拿一条布袋子去了桥咀，结果一看桥咀的扣树也都像光和尚。
又听桥咀有人说，下岸的小山多，没人管，可能扣树叶多。去下岸要过渡后湖，我们三人都身无分文却上了船，当撑船的老爹爹向我们三人要渡钱，我主动说走慌了忘带钱，回头时再向亲戚要，一起给你。
到了下岸，乱石、荒草、荆棘，就是没看到有扣树，倒是看到附近的分货山。分货山是我家打开门就能看到的，老人们常谈起分货山的传奇故事，老婆婆们也常三五成群从我家门口路过，去分货山烧香敬菩萨。
此时我们也顾不上摘扣树叶了，去分货山的路上见到了扣树叶也不摘，烈日、口渴、饥饿也阻挡不住我们。我们爬上了分货山的山顶，看到了远处汉口的高楼，我们没有下山进庙，找不到下山的路。
回来的时候，遇上摆渡老爹爹回家吃饭了，我们一下子就统一了行动，就上船胡乱划动起来，他俩在船上划，我脱光衣服紧抓船尾横木在水中打鼓通推，终于划了十几米到一处堤边，下船将系船的铁钉拿下用脚踩在湿地里，穿上衣服，飞快地跑开。
到了文牌塆，三人又去一同学菜园摘了一条大青花菜瓜，实在是又饿又渴，等不及回到只在眼前的家了。
第二天上学，我就向志成同学讲吃他家菜瓜一事，他只是笑着说我没有喊上他一起去分货山。
人断粮了，好借；猪无糠了，难借。又一个星期日，母亲对我说，上个星期天被你玩够了，今天你去姚塆买一袋子糠回，找大舅爹或找姑婆都可以，他们会帮你买好的。
我拿着钱和布袋子去姚塆，背20斤好熟米糠回，母亲还没做中饭。后来，母亲总是叫我跑远路。有一次去姚塆向大舅爹要苕回来吃，还有一次去把大舅爹家的纺线车背回，总是回来吃中饭。
后来大舅爹来我家玩时，总是对我母亲说我犟，一进门，把东西一背就想走，拉都拉不住。我只是觉得大舅爹和舅婆两个孤独老人可怜，不吃他们的饭，及时赶回家也好下午再做别的事。
可有一次，大舅爹叫我去拿花生吃，我当然高兴，这比苕好吃多了。我去了也是照样背着花生就走，大舅爹拦住我，指着堂屋中的两箩筐谷说，你这回真的不能走，跟我把这两箩筐谷抬到后面有“砺子”的人家去“叶”出来再回去，不留你吃饭，我叫你来就是做这事的。
我以为这是大舅爹留我吃饭的借口，把大舅爹的手一挣脱，就背着花生跑回了。母亲听我一说，气得几乎要打我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再也不敢去姚塆了。
痛心的是，两年后的1959年，两位老人相继饿死，至今想起来自觉无颜！
母亲是餐餐为做饭咽菜最发愁的人。有一天，母亲从横店一个卖菜的熟人那里打听到，蚌蚌口的萝卜极便宜，一分钱一斤，横店一斤萝卜却要三分钱，到塆里来转乡的要五分钱，有时更贵。家中菜种得好、经济宽裕一点的人家，就不想跑这远路。
星期六晚上，我到去串门找伴，二十多岁的大生哥愿去，四十多岁的队长耀东伯伯愿去，五十多岁的铁匠付师傅愿去，还有几个人。
这晚我很高兴，一觉醒来也睡不着，母亲就下了两大碗光麺，给我一块钱，饭后我拿起扁担绳子和两个大板篮子，就去喊人家的门，这一夜，吵得全塆人不安宁。去买萝卜的人都说我太喊早了，走了七八里夜路，过了道店还没天亮。
到了蚌蚌口， 耀东伯伯买了60斤萝卜，我说我也买60斤，他劝我说，那做不得的，路太远了，这不比是挑菱角菜可以丢，路上挑不起怎么办？我说那就买50斤。50斤也不行，你太小了，到了路上就知道厉害的。在耀东伯伯劝说下，我买了40斤。
挑回来路过道店街上时，遇见姚塆的姑爹（我外祖父的妹夫）在卖鱼，我喊了一声姑爹，脚不停地往前走，姑爹一见是我，叫我拿一条鲢子鱼回去，我说不要，反而走得更快了。
家中刚吃过中饭一会，我们就将萝卜挑回来了，来看热闹的人都说萝卜便宜又好。半天时间，一个小孩算起来赚了一块多钱。
到了1958年，姜小清妹妹出生了。我进入了六年级下学期，我应该死擂一下学习，争取考上中学才对。可我没有紧迫感，没有学习上的压力，有的只是颗对家中的愁心。
这一年，新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改成东风（横店）人民公社领导下的新春大队。
在毛主席的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下，农村将区一级的政府改成了人民公社，掀起了亩产万斤的大跃进，习惯上称三面红旗。
当年草品厂的大房子改成了食堂，食堂墙上刷的大红字是“食堂巧做千家饭，公社饱暖万人心＂。
食堂只把米洗干净，打在一个个的饭缽内，装在蒸饭的架子中，用板车拖到大队的锅炉房，将管子一插，开关一打开，不到十分钟饭就蒸熟了，管子往大水缸里一插，几分钟就一大缸稀饭。
农闲，各家就将饭领回去吃，自家炒菜；农忙，就将菜饭送到田间去，如果有大干部来参观、检查，就都到食堂里去坐桌子吃，那当然菜是好得很的。
武汉的军区司令员陈再道，省委的韩宁夫，都相继到新春大队食堂来吃过饭，还照了像留影的。武昌车辆厂还送了一辆解放牌汽车，有的单位送柴油、抽水机，大队里买了二十多匹马，买了八乘骡马车，冯社长改称为冯书记，这一年，他又上北京见了毛主席。
1958年的春节刚过，大队里送给每家一份规划，要求在堂屋中贴起来，跟奖状一样大，一样鲜艳的图案，很漂亮的。
规划上方横写“一年早知道”五个大字，第二行写的是“快马加鞭，急赶猛追，粮食赛孝感，棉花赶麻城”，再下面就是具体数字，即家中的劳动力、一年要做多少工分、要分多少粮食、要分多少钱等。
看了“早知道”上面的数字，确实令人高兴，我就在规划的左边用粉笔写上“毛主席万岁”，又在右边写上“朱德万岁”，再一看，五个字跟四个字不对称，就将“朱德万岁”重新写成“朱德万万岁”。一次，姜汉权的幺幺来我家玩（在外地教书），就笑着念朱德万／万岁”。
自每家贴上了规划，每天晚上不是开夜工，就是开会。讨论如何搞大跃进，如何亩产双千斤，一万斤，超万斤。
县长高起才派来的一个叫谢新武的秘书在新春驻队，河南口音，大学毕业生。他说，他也要办一个试验田：不用栽秧，直接把谷种子播在大田内，一亩田播一千斤，一粒谷收两粒，一亩地就能收二千斤。这是当时在新春大队很有名的一个笑话。
大跃进绝不只是一句空话、没有行动。“要大干，苦干加巧干”“小雨大干，大雨小干，晴天日夜干”。大路边搞起了万斤丰产畈，扎的跃进门，跃进门旁搭起一个很高的擂台。
晚上，擂台上点一盏气灯，有人在撸台上打鼓，社员就在丰产畈里通宵的干活。有时是将生产任务分到各户，要按时完成。
任务一分到户，母亲就犯难了：幺幺被大队抽到副业队里去赶骡马车，因为他当过国民党骑兵。抽到副业队是对我家的照顾，他的工分从此按生产队里10分的劳力记，以前他在队里一直是9分的底分。
马车除了帮各队还公粮，运肥料外，多数时候是在道贯泉拖黄土到汉口卖给煤建公司。因此，幺幺多数时候不在家，按户分的任务，母亲一个人完成不了，我就去帮忙。
当时冯书记发出一个口号是“新春实现车子化，男女社员乐开花。”大队集中木匠日夜加工做小独轮车，一家一乘。
我家是副业家庭，没有发独轮车。有时放了学后，我就去借独轮车，帮家中完成往田地里送肥料任务。在六年级下季，班上仅只我一人是这样做事。
一次生产队里要往横店草品厂送齐草，队长给我家分了二十捆的任务，说是当天要完成，第二天人家草品厂就不收了。
中午放学，我帮着送两梱到草品厂去了。草的体积大，独轮车又太小，都是用人挑的。有的男劳力一担就挑8捆，母亲一担只能挑两捆。
放晚学后，我去一看，还有8捆。母亲说她挑累了，还要回去愁菜做晚饭，叫我挑不完就去求队长派别人挑。
挑100斤到横店是记3分，像那些挑8捆的人，一担可赚四、五分，挑一天齐草可胜过平时出几天工。
中午我送齐草时，看见春梅姐（17岁，大我3岁）挑的是两捆，她母亲也是挑的两捆，我也就挑两捆。这一次，我就不想挑两捆，太轻了，白跑路，划不来。
我就拿来绳子和扁担，挑4梱！岂料4梱与2梱大不一样，我挑在路上光歇，挑到草品厂去一称，74斤！我见数字笑了一下，春梅姐也笑着说，她一次虽挑两梱，跑了两趟，但跟我用的是一样时间，还比我舒服多了。
而我笑的不是这早与晚，我是笑我居然能挑74斤了。如果说挑40斤萝卜是我小学时代跑得最远的一次，那么，这就是我挑得最重的一次了。